娜塔莎这名字是她后起的。
五年前，她叫安娜·伊万诺娃。
罗刹西部一个小城，工人家庭。父亲是机械厂钳工，母亲在面包房上班，日子紧巴，但没缺过她一口吃的。她从小就知道，想要什么得靠自己挣。
射击天赋是十岁那年发现的。
少年宫选苗子，她去试了试。第一次摸枪，一枪出去，教练愣了。又打一枪，教练走过来，盯着她看了半天。
“你以前练过？”
“没有。”
教练没再说话。
后来她进了市队，州队，联邦队。
十七岁那年，奥运会。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，金牌。
领奖那天，她穿着联邦队队服，举着花束，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。国歌奏响的时候她没哭，但眼眶热了一下。电视直播，全国人民都看见了。
包括一个叫伊戈尔的年轻人。
这人是石油巨头家的公子，他爹在罗刹能排前五。那天他正躺游艇上看电视，一眼就看上了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姑娘。
后来的事，她不太愿意回忆。反正就是有人来找她，说有个“特别的机会”。
十八岁，她被特招入伍，成了特种兵中尉。
说白了，这事不合规矩。但规矩那东西，在有些人眼里从来不是规矩。
她在部队打了一仗。车城那边，具体地名记不清了。只记得瞄准镜里那些晃动的身影，扣扳机时胸口传来的反震。狙杀二十三人，里头有两个是敌方指挥官。
勋章发下来那天，团长拍着她肩膀：“丫头，你是咱们团的骄傲。”
她那时候真以为，凭自己实力，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。
父亲不用再在机械厂熬着，母亲不用凌晨四点起来去面包房。她可以给他们买大房子，买进口车，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
十九岁那年夏天，她休假回家。
刚下火车，伊戈尔的人把宾利开进站台等着。说少爷请她去参加个酒会，都是莫科市的年轻人，认识认识，没坏处。
她去了。
酒会在郊外一栋别墅。泳池边摆了长桌，香槟塔堆得老高。男人们穿着定制西装，女人们穿着晚礼服，珠光宝气的。她穿着一身简单连衣裙，站在人群里，像个误入的局外人。
伊戈尔端着酒杯走过来，笑着跟她碰了碰杯。
“安娜，你知道吗，”他靠在泳池边的栏杆上，语气轻松得像聊天气，“我父亲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”
她没说话。
他接着说：“你是个聪明姑娘。应该明白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是怎么来的。”
“我拿的金牌。”她说，“我立的战功。我自己的。”
伊戈尔笑了。
那笑容里有一种东西，她后来才看懂，那不是笑，是俯视。是那种站在高处看蝼蚁的眼神。
“金牌？”他说，“你以为没有我父亲，像你这种工人家庭出身的姑娘，能进联邦队？”
“战功？你以为没有我父亲，你能特招入伍？你那些勋章，挂在墙上是荣誉，挂别处就是废铁。”
他把酒杯放栏杆上，走近一步。
“安娜，我有很多女人。你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个。而且，”他顿了顿，目光从她脸上移向高耸的胸和平坦的小腹，“你有资格给我生个孩子。”
她看着他。
那张脸挺英俊，年轻，有钱，有势。换了别的姑娘，可能求之不得。莫科市多的是愿意往上爬的女孩，给伊戈尔少爷当情妇，意味着豪宅、进口名车、名牌包，意味着全家跟着沾光。
她端起手里的酒杯，把酒泼在他脸上。
然后转身走了。
走出大门的时候，她听见身后杯子摔碎的声音。没回头。
假期结束，她回到军队。
第三天晚上，两个穿黑色制服的人敲开她的门。联邦安全局的。
“安娜·伊万诺娃同志，你因涉嫌通敌卖锅，被正式逮捕。”
她愣在那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“通敌卖锅？我一直在打仗，我杀了二十三个敌人，我拿了勋章——”
“那些勋章，”其中一个人面无表情地说，“是你出卖情报换来的。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。”
“什么证据？”
没人回答她。
他们连个像样的罪名都懒得编。随便找个借口，随便开个口子，随便就能把她送进监狱。
后来她才知道，根本不需要证据。伊戈尔他爹打一个电话，检察院那边就把案卷准备好了。
她被带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宿舍。床头柜上还摆着她和父母的合影，她妈笑着，她爸也笑着，她站在中间，手里举着奥运金牌。
后来她才知道，那几天发生了什么。
有人给她父亲打电话，说“你女儿出事了”。父亲问什么事，那边挂了。第二天他照常去上班，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：鉴于其女叛锅行径，该同志即日起停职审查。
母亲去面包房的路上，被人堵在街角。几个女人指着她骂：“卖锅贼的妈，还有脸出来！”她跑回家，再没出过门。
街坊邻居见了他们就躲，躲不开就吐口水。有人在门口泼油漆，有人往窗户里扔石头。
父亲后来中风了，倒在雪堆里，一天后才被人发现，早冻僵了，送医院，没救过来。
母亲搬走了。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。
这些事，安娜是在监狱里听说的。
说这些话的人，是那个替伊戈尔来传话的中年男人。他隔着玻璃，脸上带着笑。
“安娜小姐，只要你点头，一切都可以回到从前。你出来，继续当你的军官，你父母的待遇也恢复。没人会再提这件事。”
她点了头，就能回到从前。
她没点。
她站起来，走回牢房。
五年。
她本以为自己会恨。恨那个公子哥，恨他爹，恨那个把她送进监狱的检察官，恨那些在法庭上作证的“战友”。
但走着走着，她发现自己没力气恨了。
累。
太累了。
十九岁进去，二十四岁出来。
五年里她在单人牢房里待了四年半。不是因为她闹事，是因为“叛锅罪”的犯人不能跟其他人关一起，怕她“传播有害思想”。
刚开始她还申诉。写材料，找狱警，托人递信。写了几十封，一封回音都没有。
后来不写了。没用。
五年里她想过无数遍，如果当时点了头，现在会是什么样。
可能还是军官，可能已经升了上尉，可能拿了更多勋章。可能她爸没中风，她妈不用被人骂“卖锅贼的妈”。可能他们一家还能坐在餐桌前，吃一顿温馨的圣诞晚餐。
但也可能，她早就不是自己了。
监狱里有个老犯人，偷东西进来的，判了八年，跟她关在同一层。老太太头发全白了，牙掉了好几颗，说话漏风。每次见她都念叨：
“姑娘，人这一辈子，就活一个‘自己’。你要是把自己弄丢了，就算在外面，也是个空壳子。”
她那时候听不懂。
后来慢慢懂了。
五年后，十二月二十三号，圣诞前夜。
她二十四岁，从监狱大门走出来。
外面下着雪，不大，细细碎碎落在肩上。她穿着灰色棉袄，监狱发的，不合身，袖子长出一截。站在门口，看着空荡荡的马路。
没人来接。
她站了十分钟。雪把头发染白了，肩头落了一层薄薄的白。路上偶尔有车开过，溅起泥水，没有一辆停下来。
然后她转身往火车站走。
候车室里，她抬头看见墙上的通缉令。
娜塔莎。二十六岁。偷窃，抢劫，越狱。
她盯着那张模糊的照片看了很久。二十六岁，大眼睛，圆脸，头发乱糟糟的。跟自己一点儿也不像。
但她心想，这名字不错。满大街都是，不扎眼。
她去售票窗口，买了一张去西部边境的票。
从那天起，她叫娜塔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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