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20章 幼师的工资，低得让人心疼

星级评定标准草案第三稿送到林杰桌上时，已经是深夜十一点。

窗外秋雨绵绵，办公室里只开了一盏台灯。

林杰逐字逐句看着那些条款，“四星级园教师平均年薪不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1.2倍”“五星级园不低于1.5倍”，眉头却越皱越紧。

他拿起内线电话：“长明，进来一下。”

许长明推门进来，手里还拿着刚打印出来的材料。

“这个薪资标准，是谁定的？”林杰指着草案问。

“教育部人事司和财务司共同测算的，参考了中小学教师工资标准和各地生活成本。”许长明说，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问题大了。”林杰放下草案，“你去查一下，现在北京一个普通幼师，实际月收入是多少？”

许长明顿了顿：“这个……我之前调研过几家民办园，刚毕业的幼师月薪三千五到四千，有经验的四五千，园长级别的六七千。”

“公办园呢？”

“公办园在编教师高一些，能到六七千，但合同制的也就四五千。”许长明说，“而且很多公办园为了控制成本，合同制教师比例越来越高，有的园达到70%。”

林杰沉默了。

他拿起笔，在草案旁边空白处写下一行字：“标准不能脱离实际，但更不能迁就现状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先摸清真实情况。”

“明天上午，”他抬起头，“安排一场座谈会。不要请专家，不要请官员，就请一线幼师，公办园、民办园、普惠园、高端园，各请三到五位。我要听他们说实话。”

许长明记下：“地点呢？在国务院还是……”

“不在机关。”林杰说，“找个安静的地方，不挂横幅，不摆名牌，不要媒体报道。就我们几个人，坐下来聊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安排。”

第二天上午九点，海淀区一家社区服务中心的会议室。

长方形的会议桌旁，坐着十二位幼师。

她们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四十多岁，穿着朴素，有些人还带着教案本。

看到林杰走进来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，表情有些紧张。

“大家坐，别客气。”林杰在中间位置坐下，许长明和基础教育司的一位副司长坐在他两侧，“今天请大家来，就是想听听咱们一线幼师的真实情况。有什么说什么，说错了也没关系。”
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

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教师先开口：“林书记，我叫陈芳，在东城区一家公办园工作，教龄十年。”

林杰点点头：“陈老师好。你现在月收入多少？”

陈芳从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工资条，推到桌子中央。

林杰拿起来看。

工资条上密密麻麻的项目：基本工资2800元，岗位津贴600元，绩效800元，应发合计4200元。

扣款栏里：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公积金，扣完实发到手：3256.8元。

“三千二百五十六块八。”林杰念出这个数字，“这是你工作十年的收入？”

“是。”陈芳低下头，“我老公在快递公司，一个月能挣五千多。我们俩加起来八千块，在北京租个一居室要四千，孩子上小学各种费用，每个月剩不下钱。”

她顿了顿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上个月我婆婆住院，我连五千块押金都凑不齐，最后还是找我妹妹借的。”
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

另一个年轻些的教师开口：“林书记，我叫刘娟，在朝阳区一家民办园。我工作五年，月薪四千二。但园里不给我们交公积金，社保也是按最低基数交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去公办园？”林杰问。

“考不上编制。”刘娟苦笑，“去年东城区招十个幼师编制，报了八百多人。我笔试过了，面试被刷下来。后来才知道，进面试的八十个人里，有三十多个是关系户。”

坐在她旁边的中年教师接话：“林书记，我是普惠园的园长，姓王。我说句实话，现在幼师这行，留不住人。我们园去年招了六个应届生，一年不到走了五个。最好的那个去了培训机构，教幼儿英语，一个月八千。”

“为什么走？”

“钱少，事多，压力大。”王园长说，“一个班二十多个孩子，两个老师一个保育员，从早上七点半忙到下午五点半。中午孩子睡觉，我们要写教案、做环创、和家长沟通。一个月三千多块钱，在北京能干什么？送外卖一个月都能挣六七千。”

林杰拿起笔记录：“你们觉得，月薪多少才能留住人？”

几位老师互相看了看。

陈芳先说：“至少不能比小学老师差吧？我大学同学在小学当老师，工作八年，现在月薪七千多。我比她多干了两年，工资只有她一半。”

“还要解决编制问题。”刘娟说，“没有编制，就没有安全感。园里说辞退就辞退，生孩子请假都可能被换掉。”

“职称评定也要公平。”另一位老教师说，“我们幼师评职称比中小学难多了，名额少，要求高。我工作二十二年，还是中级职称。不是我不努力，是根本没机会。”

座谈会开了两个小时。

林杰很少插话，只是听，只是记。

结束时，他对老师们说：“你们说的情况，我都记下了。我不敢保证马上能解决所有问题，但我会推动改变。请大家再坚持坚持，给这个行业一点时间，也给我们一点时间。”

送走老师们，林杰站在会议室窗前，很久没说话。

许长明走过来：“林书记，刚才统计了一下，十二位老师平均月收入四千一百块。其中三位有编制，平均五千六；九位没有编制，平均三千七。”

“差了一千九。”林杰说，“就因为有编制和没编制？”

“编制意味着财政拨款，意味着稳定的薪资增长机制。”许长明说，“但没有编制的合同制教师，工资全靠幼儿园的收入。而幼儿园收费又被限死了，普惠园一个月一千二，去掉成本，能给老师发多少钱？”

林杰转过身：“通知财政部、人社部、教育部，下午两点开联席会，讨论研究幼师待遇问题。”

“好。”

下午一点五十分，院第二会议室。

三部委的司局级干部坐满了会议室。

财政部的张司长刚到，就被林杰叫到一边。

“张司长，我问你一个数字，现在全国在编幼师平均年薪是多少？合同制幼师平均年薪是多少？”

张司长显然有准备，翻开笔记本：“根据2022年统计，全国在编幼儿园教师平均年薪约八万四千元，月均七千。合同制教师平均年薪约四万八千元，月均四千。两者相差三点六万元。”

“差这么多？”林杰皱眉。

“编制教师工资由财政全额保障，随公务员工资调整同步增长。”张司长解释，“合同制教师工资由幼儿园自筹，而幼儿园收费受管控，导致薪资增长缓慢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多给一些编制？”

“编制涉及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控制。”张司长说得委婉，“各地都在压缩编制规模，幼儿园编制更是紧张。目前全国幼儿园在编教师占比约35%，大部分是合同制。”

林杰走回会议桌主位，示意会议开始。

“今天这个会，就解决一个问题，怎么让幼师的工资提上来。”他开门见山，“刚才我见了十二位一线幼师，工作十年的老师，月入三千二。这个数字，在座的各位觉得合理吗？”

没有人说话。

“我觉得不合理。”林杰自己回答，“一个照顾二十多个孩子的老师，一个关乎孩子人生起步阶段的老师，收入不如保姆，不如快递员，这说得过去吗？”

人社部的李副司长开口：“林书记，我们理解您的想法。但这里涉及几个现实问题：第一，财政能不能负担？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约三百万人，如果全部达到在编教师水平，每年需要增加财政支出约一千亿。第二，幼儿园收费能不能涨？如果收费不涨，幼儿园靠什么给老师涨工资？第三，编制能不能放开？如果放开，会不会导致财政供养人员失控？”

三个问题，个个都打在要害上。

林杰没有马上回答，他看向教育部的代表：“你们测算过吗？如果要把合同制教师工资提升到在编教师水平，生均成本会增加多少？”

基础教育司的副司长算了算：“按目前的师生比和薪资差距，每个孩子每月需要增加支出约三百元。普惠园现在收费一千二，如果涨到一千五，家长能不能接受是个问题。”

“那就不要涨家长的钱。”林杰说，“财政出一部分，幼儿园出一部分。”

“幼儿园哪来的钱？”财政部张司长反问，“尤其是普惠园，收费限死了，成本透明，根本没有利润空间。”

会议室里陷入僵局。

林杰靠在椅背上，思考了很久。

“这样，”他最后说，“我们换个思路，不搞一刀切，分步骤来。”

所有人都看向他。

“第一步，今年年底前，所有公办园、普惠园的合同制教师，工资不低于在编教师的80%。缺口部分，中央财政补贴50%，地方财政配套50%。”

“第二步，明年开始，推动‘同工同酬’立法。凡是在幼儿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，不论有无编制，同等岗位同等薪酬。”

“第三步，用三年时间，逐步提高幼儿园生均拨款标准，建立与办学成本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。”

他说完，环视会议室：“这个方案，有没有可行性？”

财政部的张司长苦着脸：“林书记，中央财政补贴50%……这笔钱从哪出？今年预算已经定了，没有这项支出。”

“那就调整预算。”林杰说得干脆，“学前教育是国策，是民生工程。该花的钱必须花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。”林杰站起来，“我知道财政困难，知道地方压力大。但如果我们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十年后，学前教育行业就没人干了。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谁来教？请保姆教？请退休大妈教？”

他走到窗前，又走回来：“今天上午，一位老师跟我说，她工作十年，连给婆婆交住院押金的五千块钱都拿不出来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忍着没掉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还要回去面对二十多个孩子，她不能把情绪带进教室。”

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。

“我们在座的各位，都是政策制定者。我们写的每一个字，定的每一个数，都关系到几百万幼师的生计，关系到几千万孩子的未来。”林杰的声音很沉，“如果我们对这些数字麻木了，对这些眼泪麻木了，那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他坐回座位：“今天这个会，必须形成决议。财政部牵头测算资金需求，教育部牵头制定实施方案，人社部牵头研究‘同工同酬’立法问题。一周后，我要看到详细方案。”

散会后，林杰回到办公室，胃又开始隐隐作痛。

许长明端来一杯温水：“林书记，您中午没吃饭，要不要……”

“吃不下。”林杰摆摆手，“长明，你说我们定的这些政策，真能落到那些老师手里吗？”

许长明没说话。

“三千二百块……”林杰看着窗外说，“租个合租房的一间卧室都要两千。剩下的一千二，要吃饭，要交通，要买生活用品。如果再有孩子，有老人……这日子怎么过？”

手机响了。是儿子林念苏。

“爸，您开会开完了？”

“刚开完。”林杰揉了揉太阳穴，“你怎么知道我在开会？”

“许主任给我发信息，说您胃疼，让我劝您吃饭。”林念苏说，“爸，幼师待遇的事，我听到一些议论。”

“什么议论？”

“医院里有几个同事，孩子在上幼儿园。他们说，如果真要给幼师涨工资，幼儿园收费肯定要涨。到时候负担还是转嫁到家长头上。”

林杰沉默了一会儿：“你怎么看？”

“我觉得，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。”林念苏说，“就像医疗系统，如果只提高医生工资，但医疗收费不涨，最后要么财政贴钱，要么医院亏本。学前教育也一样，老师、幼儿园、家长、政府，四方都要承担成本，才能可持续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林杰说，“所以我们要建立的，是一个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有些地方政府连该承担的配套资金都不到位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督查。”林杰说，“接下来我要下去跑一圈，专门督查学前教育经费落实情况。哪个地方不到位，我就坐在那里不走，直到他们解决问题为止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
“爸，您这是要得罪很多人啊。”

“不得罪人，就办不成事。”林杰说，“你爸走到今天，得罪的人还少吗？”

挂了电话，许长明轻声说：“林书记，刚才开会时，李副部长又托人带话，说想和您‘交流一下对行业发展的看法’。”

“还是为那个保险产品？”林杰问。

“这次没说具体事，但带话的人说，李副部长提到幼师待遇问题牵扯面广，要慎重推进，注意行业稳定。”

林杰笑了：“他这是怕我们动了幼师的蛋糕，就会动到别的蛋糕。你回复他，就说我们会依法依规推进改革，该稳的稳，该改的改。”

“好。”

许长明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：“对了，还有件事，上午参加座谈会的那位陈芳老师，刚才托社区工作人员送来一封信。”

“信呢？”

许长明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个信封。

信封很普通，上面用娟秀的字写着“林书记亲启”。

林杰拆开信。

信不长，只有一页纸：

“林书记，今天能见到您，我很激动。有些话在座谈会上没说，我想写下来。

我工作十年，工资从最初的一千八涨到现在的三千二。

十年涨了一千四，平均每年一百四。

而我这十年，带过两百多个孩子，其中三十多个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十多个是残疾儿童。

我给孩子们洗过尿湿的裤子，喂过不肯吃饭的孩子，抱着哭闹的孩子一抱就是一下午。

去年，我班上一个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。

他妈妈哭着求我，说普通幼儿园不收，特殊幼儿园太贵。

我带着那个孩子一年，每天单独陪他半小时，教他说话，教他认人。

今年九月，那个孩子能叫‘妈妈’了，能和其他孩子简单互动了。

他妈妈跪在我面前，说我是他们家的恩人。

林书记，我做这些，不是为了钱。

但我也想让我自己的孩子过得好一点，也想让我婆婆看得起病，也想让我爸妈不用为我的生活担心。

三千二百块，在北京真的活不下去。

我们园里很多年轻老师，下班后去兼职，送外卖、做代驾、当服务员。

白天带孩子，晚上打工，第二天还要精神饱满地面对孩子。

她们能坚持多久？

我说这些，不是诉苦。

我只是想说，我们这些幼师，要的不多。

我们只是希望，我们的付出能被看见，我们的价值能被承认。

哪怕只是多五百块钱，也能让我给孩子多报一个兴趣班，给婆婆多买一盒药。

拜托您了。”

信纸的最后，有几滴水渍晕开了字迹。

不知道是写信人的眼泪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
林杰把信纸轻轻折好，放回信封。

“长明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把这封信复印一份，明天上午的院常务会议，我要念给所有人听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就照我说的做。”林杰站起来，“另外，通知办公厅，调整明天常务会议的议题顺序。幼师待遇问题，放到第一个讨论。”

窗外，秋雨还在下。

雨点敲打着玻璃，仿佛在叩问着什么。

而在城市的另一端，那间熟悉的包厢里，几个人又聚在了一起。

“林杰要动幼师的工资，这是要捅马蜂窝啊。”头发花白的老人说。

“何止马蜂窝。”中年人摇头，“全国三百万幼师，如果都按在编教师的待遇走，每年增加财政支出上千亿。这笔钱从哪出？还不是要从别的项目里挤？”

“挤就挤吧。”第三个人冷笑，“挤到谁头上，谁就会跳起来。咱们等着看戏就行。”

老人端起茶杯：“不过话说回来，幼师工资确实太低了。我孙女幼儿园的老师，一个月四千多，还不如我家保姆。”

“所以林杰这招狠啊。”中年人说，“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谁反对谁就是不顾民生。咱们要是硬拦，反而落人口实。”

“那就别拦。”老人放下茶杯，“不仅不拦，还要支持，大力支持。但要提一个条件：幼师涨工资可以，但幼儿园收费标准也要相应提高。把矛盾转嫁到家长头上。”

“家长闹起来怎么办？”

“家长闹，也是闹政府，闹不到我们头上。”老人说，“再说了，能上得起幼儿园的家庭，多少有点积蓄。多花几百块钱，咬咬牙也就过去了。”

包厢里烟雾缭绕。

一场围绕幼师待遇的博弈，开始了。